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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家黄于纲在凉灯的日与夜

画家黄于纲在凉灯的日与夜

《一家人》黄于纲,布面油画,120cm×150cm,2012年

黄于纲,画家,1980年生于湖北石首,湖南桃江人,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。自2003年至今,持续关注湘西凤凰县山江镇凉灯和千潭苗寨,创作各类绘画作品一千余幅,出版有日记集《凉灯:山这边的中国》。

《凉灯:山这边的中国》

作者:黄于纲

版本:巴别塔文化|江西教育出版社

2019年3月

凉灯,一个带着悠远与苍茫气息的名字,或许对大多数人而言,都是陌生的。它是湘西苗族地区一个穷困原始的村寨,虽距旅游名城凤凰不过三十二公里,但陡峭的山路和荒芜的原野几乎让其与世隔绝。

在苗语中,“凉灯”的大意是老鹰落脚之处,由此可知其高与险。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,却在十几年前吸引并收留了一位因失恋而暂避现实的青年画家。此后的十余年里,他不断重返此地,用水墨、油画、素描、摄影和雕塑描绘这座苗寨里的风土人情,也用文字记录下它的时序流转和社会变迁。

画者黄于纲选择了一条别样的艺术之路,企图在这片偏僻宁静的大山里,找到内心的安顿和灵感源泉。他以凉灯为题材的艺术创作,让许多人慕名而来,也让这个古老的苗寨接上了现代艺术的通道。凉灯成为黄于纲离不开的第二故乡,他发现了凉灯,凉灯也因他而为世人知晓。

凉灯:那块田里长出来的画

就在一个月前,黄于纲以“凉灯:那块田里长出来的画”为主题的个人画展在北京开幕,他从上千幅凉灯画作中挑选出百余幅水墨和油画,分门别类地装订上墙,一些巨大黝黑的画幅如同一个个深不见底的黑洞,将人的目光往里面吸引,需要仔细端详,才能辨清黑暗中的人物和陈设。

黑是黄于纲凉灯画作的主色调,也是当地的真实生活写照——全寨的房屋都是一层的土墙瓦房,熏黑的低矮房屋里,光线普遍黯淡,柴灶、火塘、床铺和少量家具挤挨在一起,苗寨特有的黑色蚊帐和寿器也增添了黑的浓度。无论白天夜晚,屋内都没有太明亮的光线,但黄于纲善于在黑暗中捕捉人与物的光影,发掘人性的温暖与坚韧,他甚至曾深入地下五百米的煤炭矿井中去描绘矿工——那些繁华盛世中的真正“底层”。

为了将凉灯苗寨的原始风貌传达给画展的观众,黄于纲将当地的一块农田掘地一尺,把带着稻茬和青草气息的泥土,用几辆卡车辗转千里运到北京,铺满整个展厅。所有来参观者都可以踏在凉灯的土地上,“切肤”感受它的温度和质地。他还搬来了一些凉灯人用的桌椅板凳、碗柜、门窗、蓑衣和蚊帐,并把稻谷装进柜子里,最大限度地从视觉、嗅觉和触觉上还原凉灯的生活状态。

苗乡人对土地有深情的眷恋,尽管当地属于喀斯特地貌,土地并不肥沃,但无论风调雨顺,还是赶上灾年,他们都日复一日地在土地上辛勤劳作,不悲不惧。尽管黄于纲与那块田地的主人已经非常熟悉,但当他提出想把泥土运走,并承诺会再带回来,那位淳朴的老妇人还是心有不舍。这块世代耕种的土地,无论丰歉,从没有离开过凉灯,但经人劝说后,她还是含着泪勉强同意了,这让黄于纲心里很不好受。

一些村民却羡慕地说,“土命比人命好”,人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,土却能去到北京。质朴的话语让黄于纲备受感动,这片给予他艺术滋养和情感寄托的土地,并没有向他索取什么,而是包容着他的想法和创作。他带着六位苗乡人来到北京,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画展,但他们却很实在地提出,想先去看看天安门。

寻找自己的“塔希提岛”

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,偏远的苗寨凉灯代表着贫穷、落后、原始和荒芜,但在黄于纲心里,凉灯却是远离都市繁华与喧嚣的净土。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湖湘子弟黄于纲,并不喜欢由钢筋水泥和陌生人群构筑的城市,他更倾心于淳朴自然、温情脉脉的乡野,但城镇化的加速已经让这样的地方越来越罕见。

2003年冬天,正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读的黄于纲因为失恋,一个人背起行囊拿着四百块钱上路,从北京坐了24个小时的火车到湘西,循着沈从文的足迹来到凤凰,想找一片纯朴的地方画画。经人指引,他翻山越岭,徒步4个小时,终于找到了凉灯古寨。

这是一次让他怦然心动的偶遇,这片没有被工业污染的土地,以及苗乡人的古道热肠,让他迅速寻回童年的记忆,他将眼前所见与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风景重合在一起。他觉得凉灯就是自己的塔希提岛和阿尔村庄,他愿意将自己的艺术生命放在这里肆意滋长,等待花开果熟。

2006年,黄于纲以凉灯为脚本的作品《年关》,记录下苗寨过年的悲欢离合,这个小视频他花了八千多张手稿去完成,画完之后再上色,最终获得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创作一等奖,以及中国学院奖最佳美术设计。毕业前夕,系主任让他在片尾鸣谢几位领导和一些不相干的人,他说,“对不起,你提的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感谢,我只感谢凉灯的父老乡亲。”

这种耿介不阿的性格,让他既不可能留校,也不愿意去求职。在靠办美术培训班把学校的学费和欠同学的钱还清之后,他背着画具和黄宾虹、林风眠等人的画册上路,去寻找他心目中大师笔下的风景。黄于纲走遍了陕北、西北、西藏和江南,但无论走到哪里,凉灯始终是他心头的牵挂。

他每年都要在这里住上两三个月,2010年后,他干脆与未婚妻常驻凉灯。他带着仅有的七万块钱,买好了颜料和画布,准备在这里扎根生活和创作。一对汉族夫妻要融入苗乡并不容易,苗族据说是蚩尤的后代,因与黄帝战败而向南迁徙至此,历史上屡次发生过汉人杀苗、排苗事件,让苗乡人对外人颇有戒心。

语言不通、习俗迥异、生活条件艰苦,这些都足以构成现实的挑战,但黄于纲夫妻俩下定决心,置办了简陋的生活用品,开荒种地,每天走村串户,记日记,摄像摄影、写生素描。起初,凉灯人对这位北京来的高材生颇为好奇和尊重,但随着他画的老人逐渐凋零离世,当地的巫师开始警告村民,不要让这个外来人画像,否则会被他摄取魂魄。

黄于纲尊重村民的意愿,但他率直豪爽的性格和与生俱来的乡野气质,让他很快融入了这个部落,赢得了大家的信任。他每次到村民家画像,都会给画中人“模特费”,虽然钱不多,但对贫穷的村民来说也算一笔额外收入。每家每户的红白喜事,他都主动去参加,和大家一起喝酒聊天。渐渐地,人们发现这个外来人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,但他能写会画,还能帮他们处理一些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事情,并带来一些游客。

在凉灯找到生命的惊喜

这个只有几百来人的苗族村寨收容了黄于纲,而他靠着日积月累的绘画和写作,也走出了一条风格鲜明的艺术之路。他的启蒙老师、油画家蔡吉民先生曾对他说,“真正的美术作品首先是个人风格要明朗”。而他自己认为,对当代艺术来说,你可以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,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他画的。

在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之前,需要“吃百家饭”。早在学生阶段,黄于纲就对国画、油画、刺绣、石刻、雕塑、装置、版画等都产生过兴趣,他想借鉴各种美术语言来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在凉灯,他也尝试了各种艺术手法来刻画和表达他眼里的人与物。

从2014年开始,他在北京、上海、长沙和凉灯共举行了五次画展,他的作品和行为艺术式的生活方式,吸引了很多圈内外人士的关注,他的画作也积累起越来越高的人气,艺术评论界也对其不吝赞美之词。十几年过去,他早已不是那个到处流浪的落魄青年,但他仍将根基牢牢地扎在凉灯。

自始至终,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居高临下的外来者,而是与当地人感受着同样的冷暖和悲喜。在新近出版的日记集《凉灯:山这边的中国》中,他记录下在凉灯的日与夜,他“从一次次葬礼和婚礼里,读到宿命、轮回、繁衍、传承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;从土娼和残疾嫖客的故事里,发现深沉厚重的大爱;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、留守老人的性需求问题、务工青壮年的生存问题里,思考社会经济演变与旅游业发展对于当地村民带来的影响;从天空、月亮、星星、稻子、杂草、小虫、秋雨,蔬菜的生长、青蛙的尸体、布谷鸟的叫声里,找到生命的惊喜和生活的意义……”

黄于纲对村民从怜悯中生出敬重,他叹服于他们对生命不喜不悲的通达,迫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善当地的经济和生活环境,但他又深感艺术家对于社会问题的无力。在明白自己的责任后,他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见解,相信情真意切是人品和画品之首要,他在苗乡人的日常里寻找生活的温度与人性的尊严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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